想象猜测了很久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一转眼就变成了回忆。
“伦敦碗”里赛事正酣，一次次的金牌狂欢，点缀着国嘴白岩松的连珠妙语，
犹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使得这场体育盛宴，平添了些许金牌之外的乐趣。三分平和，七分有料，白岩松也开始幽默了？
近来，频频闪现的“白式解说”，让白岩松早已不是那张“一看他脸就知道出大事了”的国脸，这一次，“严肃先生”解说的，不只是奥运，还有生活、人格、理想和激情。
“我发现东北那种天比较阳性，包括它的冷也特别能够锻炼人。这样的经历把它当成财富，对任何东西会看到好的一面。”
“北京从来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要是为了生活的话，我的家乡比这里强一万倍。”这是白岩松进京的第27个年头，要不是因为伦敦奥运会，这个夏天他本应该像往年一样回趟生他养他的呼伦贝尔草原。在那儿活到17岁，他没想过去任何地方。
直到198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他收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和已经在北京上大学的哥哥都离开了家，以后谁给母亲挑水吃？
白岩松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十岁的时候，爷爷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哥哥和他。当时，白岩松母亲的工资才7块钱，得养活一家人。哥哥比白岩松大6岁。之前，家里都是哥哥去外面挑水，哥哥17岁的时候离开家，11岁的白岩松开始接过扁担，给家里挑水。
多年以后，当白岩松站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台上回忆那段生活时，他说：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但童年也有欢乐。“我的童年比我儿子有意思，我们跑步、藏猫儿、踢足球，自己做各种玩具，比如说自己做的那种能打出声的枪，爬树、挖地沟设陷阱，都干过。”
在外界的描述中，白岩松的这段往事显得异常悲凉，俨然是一个逆境中出生的苦孩子，志向远大。白岩松却不喜欢这样的描述：“我不喜欢把这种事情回忆成苦，因为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东北压水，要带一壶开水过去浇井，得把井上面的冰给解冻了，才能把水给压出来。那时候，挑水的路上都是小孩，我们也不知道苦，我觉得人活着要是有苦难的话，全都扔到童年去，好承受一些。”
“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看到了白岩松这个结果，可是你没有看到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候的环境，也是赌啊，生活中就是赌，下注。”
在白岩松44岁的人生里，大学本科四年被他认为是最重要的经历。
整个大学时光，他提及最多的是足球和输过的比赛，还有让他非常高兴的20块钱生活补助。在同班同学里，白岩松的家庭状况“不算境遇最惨，从经济条件来说居中，比我这个境遇更差的多了，比我好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时都是低层次平等，所以大学阶段我不自卑也没有心理问题，不会有那么多比较中的难过和冲突，幸福和不幸福。”
而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我当时认为广播报是排节目表的，很沮丧很受打击。”去报到的第一天，白岩松到单位对面的南礼士路的兴达书店，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报纸编辑》，他上广院读书时，没有学过报纸编辑。
很快他便成为那张报纸最勤奋的编辑、记者。除了写新闻，也写诗写散文。“我来自内蒙古，一个外地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工作。”当时，单位有个瘦瘦的同事叫崔永元，也喜欢舞文弄墨，他们很快成了朋友。那时崔永元已经在偷偷摸摸地给中央电视台干活，便向央视当时主政《东方时空》的时间推荐了他。
白岩松去央视时，这个国家级电视台的影响力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大。他从如日中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职，去央视做临时工，很多同事认为他的选择不值得。最后他还是去了。
他去的《东方时空》制作中心在中央电视台对面的一个居民区的大杂院里，办公环境是一个大仓库，工作忙起来，很多时候回不了家，就在地板上铺被子，大伙儿全部打地铺。那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的节目做好。
多年之后，回看第一次主持《东方之子》时的画面———白岩松身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戴一副超大镜框的眼镜，瘦削的身形不及现在的一半，手腕上还戴着一只硕大的金灿灿的表……直至片花放完，白岩松还不断遮面摇头，一脸苦不堪言的样子，叹道：“我以为看的是喜剧呢，回头一看是恐怖片。”
他一边比画一边说：“那是我体重最惨的时候，110多斤，我现在160多斤，多了一袋子面。”至于他那身行头，白岩松直言不讳：“西装是借的，领带也是借的，那块表肯定是块很廉价的表，在我的手上就从来没有戴过超过2500块钱的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那块表一定不是金的，虽然它闪光。那时候多土啊！”
“遥控器在你的手里，你喜欢和不喜欢，一切由你。主持人也在提供选择，我也只是其中一种。”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一路主持下来，虽然白岩松自称为“主流中的另类”，主流却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
香港回归、北京申奥、中国加入WTO、伊拉克战争、2012年伦敦奥运会……做新闻让白岩松感到骄傲。“作为记者，我始终站在新闻的第一线，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我站在这个平台上，有机会实现最大的梦想，是很幸运的。”
打开电视机，几乎是每天的固定时间，你会看到熟悉的白岩松，一如既往地端坐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衣，以及条纹领带。他眉头有一个隐隐的“川”字，语气顿挫，正告天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小事。
作为主持人，白岩松并不真的照本宣科，他带着某种书生气，声称用自己的个性来诠释这个世界。他获得了应有的名声、地位和报酬，也承受了相应的考验。
那一年，还在《时空连线》的白岩松收到过一张明信片，上面挑衅地写着：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你哭丧着脸，一天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白岩松明白人家之所以用明信片，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得到。他把明信片收了起来，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
十几年之后，白岩松说，自己不必再看那张明信片了。
“这个行当就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你无法躲开任何人对你的评价。如果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你还无法正确地、放松地去看待别人的评价，就不要再做这行了。”
现今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老战友已经剩下不多了。白岩松仍然站在原处，坐在主播台上，像此时此刻，带给观众若有所思的节目。多年前，因为央视对《东方时空》的人事和节目进行大幅调整，时间辞职，出走央视。此后，一大批电视人随他而去，而白岩松却选择了留下。也有当年的老战友把留下的白岩松视为背叛者。白岩松回忆：“我很早就当着领导的面说过一句话：我忠诚的不是领导，我忠诚的是我喜欢的新闻事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事业是马拉松长跑，只有坚持才有可能，你一直努力去做，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我坚决不同意在我们家养宠物，主要原因就是，养了宠物我的排名又会下降一位。”
主持上很高调，但在家庭上，白岩松却非常低调，很少在公共场合透露自己的家事。
有关 “白岩松与老婆的浪漫故事”，网上流传甚广的，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有一天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班的时候，那天下着雨，他在窗户上看到远方有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走过来；另一个版本是说他们俩一起去参加讲座时认识的。
对于这两个故事，白岩松都一口否认：“多不靠谱！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从来不回应？因为你有拿我娱乐的权利，但我也有不参与游戏的权利。这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一把伞，这是一个文学家的版本啊，全是假的！”
而不假的，是他平淡幸福的生活。“夫人是我买的原始股，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最悲惨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咱们就这样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如果再过50年，咱们在一起，就快成传奇了。”
妻子喜欢金庸武侠，特别迷恋《笑傲江湖》。给他们的儿子取名“清扬”，小名“巴蒂”。
白岩松和儿子清扬是兄弟，也是朋友。在他们的共同世界里，足球是很重要的东西。两人经常在家看球，球赛完了像哥们、兄弟一样交流。“我们就是很平等的交流，我不会去限制他看球，反而怂恿他去做很多没用的事情。”
“我儿子有很多东西比我牛，玩电脑特别厉害，前几天写了一篇作文，探讨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么小的小孩，这么大的话题。我从来没有管过他，他自己会看韩寒，看鲁迅，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让白岩松更自豪的，是清扬也是学校的足球队员，和他在球场上的位置不同：司职中卫，不是前锋。虽然玩得开心，但清扬的学习也没有拉下。孩子的学习是媳妇一手抓，白岩松只是偶尔提醒他注意学科平衡。
白岩松说不管自己再忙，也不会忘记家庭和生活。“我一直没有忽略过。我经常去国内外出差，看到风景，我一定会带夫人、孩子、老妈再去一次。我觉得只要家人不在一块，玩是没有价值的，对我来说是不开心的。”
“距离完美的地平线就一天的路程——明天，就在明天。
至于我的新节目的起点嘛，是1.79米——也就是我的身高。”
人到中午，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白岩松觉得现在的人走路太快，行色匆匆，顾不上眼观周围，更无暇欣赏路边的花开花落。这让他想起在国外的一次游历：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山谷，开满了花，路牌写着“慢点走， 好好欣赏这美吧！”
如今，白岩松每天都会步行一个小时，欣赏的同时也顺路锻炼。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体，“还能踢球，也没有肚腩。”
不上镜的时候，他喜欢在家里看书听音乐。“我过去对阳光没那么感触，从今年春天开始，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拉开窗帘，有阳光心情马上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大的缘故，我不仅仅喜欢温暖，还喜欢它的明朗。”
交谈中，一个熟识的采访场景倏地闪过。
问：如果把节目的完美比作地平线，您认为您距离这地平线有多远？
答：距离完美的地平线就一天的路程——明天，就在明天。至于我的新节目的起点嘛，是1.79米——也就是我的身高。
又是精妙的“白式解说”。
“我忠诚的不是领导，我忠诚的是我喜欢的新闻事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事业是马拉松长跑，只有坚持才有可能，你一直努力去做，才有改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