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茅台风波再起。
十几年来，一直以“国酒”作为卖点的茅台不遗余力地申请着“国酒茅台”商标，却从未成功。
这一次，又因各界异议变得迷离。
“国酒” 凭什么是茅台？
到底谁才有资格？
随机采访了街头市民，有喝酒的，也有不喝酒的，答案不一而足，从茅台到衡水老白干，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国酒”……
对于茅台，我是不陌生的，曾经作为特派记者，前往贵州采访，到过茅台镇，品过茅台酒，听到过温暖的茅台故事，对茅台的好感自然较其他白酒多几分。
只是随着“国酒”风波的愈演愈烈，心下不禁生疑，茅台之外，还有谁会打出“国酒”招牌？
茅台于我，不仅仅是酒，还是红色的记忆。
去年“七一”前夕，我有幸成为本报“ 走进红地标”特别报道组的一员，到过遵义，到过仁怀，到过茅台酒厂，还品尝过一小口“酱香”浓郁的茅台酒。
就是那次近半个月的逗留，我看到了，听来了许多与茅台酒有关的红色故事。
流传最广的，是1935年3月16日，地处赤水河岸边的茅台镇上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看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用现大洋买酒，茅台镇老百姓主动献出了家中的陈年佳酿。
红军战士用小搪瓷碗、小口缸盛着奇香扑鼻的茅台酒咂吧咂吧，舍不得大口喝掉，一些战士用它来细细擦拭伤口。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艰苦年代里，茅台酒奇迹般地给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减轻了许多痛苦。
这样的故事听得太多，总能让人在那一盏茅台酒中找到丰富的情感倾诉，温暖而感动。
而一年之后，同样是茅台，吸引我眼球的却是“国酒”的商标之争。
有消息说，自2001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贵州茅台曾9次提出“国酒茅台”的商标注册申请，但前8次均被驳回。最近一次申请是在2010年6月9日，终于在2012年7月20日通过初审。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公告，如果在7月20日至10月20日公示期内并无异议，茅台将正式加冕“国酒”。
“一石激起千层浪”，谁料初审刚过，一份份异议便纷至沓来。以山西汾酒、洛阳杜康、五粮液为代表的多家酒企首先加入“反对阵营”，质疑茅台的国酒资格。他们认为“国酒”二字是一种巨大的隐性资源，代表着行业领头羊的地位和社会对其品质、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可。披上“国酒”的“黄马褂”，企业能在市场上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和认可。“酒企打出‘国’字牌，无非是看中了国字号背后巨大的垄断性、排他性利益蛋糕。”
按理说，一个企业注册商标，成与不成，合乎法规就行。可“国酒茅台”拨动的却是人们心中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喝的不买，买的不喝”，茅台价格那么高，70%以上的中国人都没喝过，国人“喝不起”，又如何称之为“国酒”？
除此之外，还有人担心，如果“国酒”给了茅台使用，那么一些烟、茶企业是否都可以申请国烟、国茶？假如明天有人再申请注册个“国醋”、“国酱油”什么的，批还是不批？
在几乎一边倒的异议中，也有部分支持的声音。有一种声音认为，茅台历史悠久，几十年前就作为国宴接待之用，而中国也确实需要一款奢侈品酒与世界名酒媲美竞争。茅台若当不得“国酒”，谁又当得？
“国酒”到底应该是什么？问过身边不少人，有喝酒的，也有不喝酒的，答案不一而足，从茅台到衡水老白干，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国酒”。
记得10年前的2002年，国酒茅台国营50周年。《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等重要版面连续刊发了5篇长篇系列报道——《国酒何以定茅台？》、《国酒何以归茅台？》、《国酒何以出茅台？》、《国酒何以在茅台？》、《国酒何以数茅台？》，试图从多个角度充分论证茅台为何是“国酒”。
10年过去了，争议依旧。这一次，茅台贴不贴“国酒”标签，其实对普通市民而言，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一瓶茅台2000元，就是一个城镇居民一个月的收入，自掏腰包的老百姓哪个喝得下去？”一位多年从事茅台系列酒销售的经销商说，“长期以来，茅台虽未贴上‘国酒’的商标，但早已具备‘国酒’的地位。与其在商标上争论不休，不如降价返利赢得市民掌声。”
10月20日，由于异议众多，茅台并未等来确切的结果。而就在众白酒巨头争吵不休，圈内圈外拭目观望之际，国家商标局却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另外一个国酒商标“秬鬯”。“秬鬯”此次恰好与“国酒茅台”几乎同步申请了国酒概念的商标，与直白的“国酒茅台”不同的是，“秬鬯”商标的文字是相当生僻的，一般人很难准确读音并释义。
据知情人士介绍，“国酒”初审公示期结束后，商标局会根据相关流程给茅台寄送答辩通知书和异议材料等相关文件，初步裁定结果最快也要一年半左右才能出炉，而最终尘埃落定可能需要长达4到5年的时间。
看来，“国酒”之争还得继续。我是算不出这么长时间的争议和关注中，茅台和商家们可以赢得怎样的品牌营销，但我始终觉得，舌尖上的味道才是真正的口碑。“酒好不怕巷子深”，叫什么名称是次要的。北京二锅头可能永远都不会争什么“国酒”，但只要老百姓喜欢这一口儿，它就是最好的。
谁才是“国酒”？和武林中“谁才是天下第一”的发问一样，不可能有标准答案。面对心目中“国酒”的提问，虽然受访者给出的答案各异，但有一点是属于核心的，那就是国酒必须有国酒的文化内涵。
我国的蒸馏酒有多种香型，其中最主要的是浓香型、清香型和酱香型。其中山西杏花村汾酒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是浓香型白酒的代表，贵州茅台酒是酱香型白酒的代表。
茅台不仅有着悠远的历史，独特的工艺，卓然的品质，还有着对中国革命特殊的贡献，这一点是其他产品不能比肩并提的。
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朝，任何产品都不可能有品牌。赤水河畔益部(茅台)所产的枸酱是不是茅台酒的前身，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茅台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产自茅台的所有美酒中，最好的当数被后人以地名冠于酒名的茅台酒。
“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茅台地区所产之酒质量为什么特别好？在过去，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揭示。但赤水河畔悠远的酿酒历史，茅台地区特殊的气候、水质，独具匠心的酿酒工艺，早为古人所知并加以总结。清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用纯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纳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黔人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这段记载，准确地描绘了当年茅台酒的品牌、酒质、制作工艺及生产规模。
我们说茅台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名酒，不仅仅在于它的悠远历史，独特工艺，卓然品质，还在于茅台对中国革命特殊的贡献，也是任何其他产品不能比肩并提的。
1935年3月，红军以茅台酒擦脚疗伤的故事广泛流传。
据参加过长征的我军第一位女将军李真后来回忆：“1935年3月，我们长征到贵州仁怀县茅台镇。由于长途劳累和暂时甩掉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大家都希望能轻松一下。当时听说当地酒好，芳香味美，大家很高兴。有的用酒揉揉手脚，擦擦脸，擦过之后，真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浑身感到痛快。同志们喝了酒后，长途行军的疲乏全消失了，因风寒而引起泻肚子的同志喝了酒也好了。”
著名作家成仿吾在其《长征回忆录》中写道：“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用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重庆曾经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1949年末，贵州刚一解放，中央就来电，要求贵州省委、仁怀县委要正确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保护好茅台酒厂的生产设备，继续进行生产。贵州省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在经济上给予有力支持，帮助其发展。对其老板还给予政治待遇，在人民政府中安排了职位。1951年，贵州省将最大的成义烧房收购，并将另两家烧房合并进来，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政府随即调入得力干部，投入大量资金扩大生产规模，茅台酒从此开始了欣欣向荣的历史。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前夜，茅台酒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以此互为敬贺。
据中新社报道：开国大典当晚的开国第一宴在北京饭店举行，从厨师选择到菜单酒品都经周恩来亲自审定，主酒为茅台。
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联赠送给斯大林的礼品之一就是茅台酒；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外交战线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周总理说茅台酒功不可没；尼克松首次访华，打破中美关系坚冰后，与周恩来开怀畅饮的是茅台酒；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结束后，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共同举杯相庆的也是茅台……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被誉为“天下之达道”。五粮液，深谙中庸之道。
品美酒，当以味为先。自古以来，人们用七味——烈、甘、清、辣、甜、香、醇来评价美酒。
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五粮液适应了这种“共同美”的特性。
最早评价五粮液的人是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他曾称赞早期的五粮液（姚子雪曲）：“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螫”，可谓是五粮液七味之美的最早评价，也浓缩了古人对五粮液的审美感受。而对五粮液科学的评价，是在1963年的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专家们赞美五粮液：“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尤以酒味全面而著称。”这几乎可以堪称对白酒品质的最高评价。
细加比较还会发现，现代专家评语与古人黄庭坚的评价惊人的一致，这恰恰说明了专家评语的真实可靠以及五粮液千年不变的卓越品质。
由此可见，采集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高粱五种粮食之精华的五粮液，味觉层次全面丰富，综合调动了人的视觉、嗅觉、味觉三种美感的最佳享受，体现了中国“中庸”文化中的最高境界。
五粮液的“中庸”不仅仅体现在酒味中，还贯穿于其生产工艺的各个环节当中。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能现代化的都现代化了，该传统的依然传统。”也可以换句话说，五粮液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在五粮液所具有的独有传统工艺中，“跑窖循环”、“分层起糟”、“分层蒸馏”、“量质摘酒”、“按质并坛”等环节仍然保留人工操作。人工操作费工、费时，不易控制，因此对操作人员的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如果你据此认为这是五粮液的“落后”，那就错了。以蒸酒环节的“量质摘酒”为例，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坐在蒸馏台前，隔一定时间便用小酒杯品尝一下流出的原酒，细查在酒质与酒味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并据此将其分装在不同的容器中。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窖池出产的酒都是五粮液，一个窖池中不同位置的酒糟出产的酒质各不相同，而且一次蒸馏过程中各个时段出产的酒更是有优劣之分，如一级酒、二级酒、三级酒。如果不加以区分、笼统地冠以“五粮液”出厂，那对于五粮液这个“百年金牌”来说，无异于自寻死路。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五粮液生产中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其“各味谐调，恰到好处”的独有风味。这种折中和平衡，恰恰契合并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酒品中的典型体现。
汾酒是我国传统酒中清香型的典型代表，是真正的纯天然“绿色食品”，它的品质优良、绵甜净爽、清香纯正、回味悠长。有许多著名酿造专家总结为“入口绵，落口甜，饮后有余香”，并一致认为“汾酒标准好，有害物质少”，是与国际口味接轨的中国传统名酒。
距今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杏花村汾酒就已成为北齐宫廷御酒，《北齐书》记载的北齐武成帝推荐汾州美酒“汾青”，是迄今发现的关于杏花村美酒的早期最重要的文字记载。 “北齐宫廷酒，今日杏花村”，是杏花村汾酒的第一次成名。
汾酒自古以来，酿酒技术多为传统秘诀不外传，故杏花村汾酒有“七大秘诀”和“十大秘诀”之说。如果要抽象地解释杏花村酒香的秘密，可用“天、地、禾”三个字来概括。天，即区域性的地理气候；地，即杏花村独特的水质；禾，即制造汾酒所用的粮食用料。
20世纪60年代，著名微生物学家秦含章等曾对汾酒进行过上千次的实验。在上万个数据里发现，构成汾酒独特风格的关键因素，是因为在杏花村地区的空气和土壤中含有多种有利于酿酒的微生物。
原来，杏花村一带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地层中锶、碘、锌、钼、镁、铁等元素含量较高，不仅有利于酿酒，而且也是优质的天然矿泉水。杏花村酿酒用高粱、大麦、豌豆等，在晋中地区资源丰富、量大质优，为汾酒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原料保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杏花村汾酒钟灵毓秀、神奇诱人。
三大名酒之外，林林总总、数以万计的“白酒家族”中，名品纷呈，各有千秋，杜康的“雅致”，古井贡的“从容”……这些都是它们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来的宝贵的品质财富，这种财富是无法复制的，所以才能独特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