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70周年阅兵上，很多人都对放飞的7万只鸽子有很大兴趣。作为一种鼎鼎大名的飞禽，鸽子已经从军事通信的利器变成了如今和平的象征。

鸽在中国古代又叫做鸠鸽、鹁鸽

唐代，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张九龄年少时，家养群鸽，每与新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虽言之太过，但唐人张九龄确实是以信鸽来充当传送信函的媒介了。并且当时中国以鸽传书的情况还不普遍，才会有“时人无不爱讶”之叹。但当时与唐朝进行贸易交往的阿拉伯商人，其使信鸽送信的情况则就十分常见了。《酉阳杂俎》卷16说：“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唐国史补》卷下也谓：南海的外国船，“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五代十国时，南剑牧陈海“嗜鸽、驯养千余只”，其规模在古代已算不小。

迨入赵宋，以鸽传书递信已是常见之事了。刘贡父诗话云：“今人驯养家鸽通信，皆非虚言也，携至外数千里，纵之，辄能还家。蜀人以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得达，及贾人舶舡浮海，亦以鸽通信”。此时，信鸽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就连舶舡浮海的商人也有了这一快捷的“信差”，若以鸽来传递商业信息，也很便当，它也总会给生意人一个捷足先登的机会。

将信鸽用于军事，这是宋代信鸽使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庆历元年春，西夏进兵渭州，宋军在总管任福和前锋桑怿的率领下，沿好水川西迎夏军，军出六盘山，便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而发出伏击号令的就是西夏军中的百余只悬哨军鸽。史谓：“（桑）怿为先锋，见道傍置数银泥合，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任）福至发之，乃悬哨家鸽百余，自合中起，盘飞军上。于是，西夏兵四合”，是为著名的好水川之役。这一仗，宋军惨败，主将任福，桑怿等阵亡，士卒死者达万余人。

南宋建炎初年，以善治军而闻名的宋军名将曲端，军屯泾原以拒金兵。一日，宣抚使张浚前来巡视，但见军营中空无一兵，只有曲端手执马鞭以军礼相见，十分诧异，便欲点视五军。曲端递上籍册，张浚便先点其中一军，曲端则“于廷间开笼纵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之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精明”。这里，信鸽充当了传令兵的角色，也是曲端治军不乱严谨有方的一个具体写照。

宋时，东南地区养鸽盛况犹如当时人叶绍翁所说：“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灰褐色为下，纯黑者为贵。内侍畜之尤甚，粟之既，则寓金铃于尾，飞而飏空，风力振铃，铿如云间之珮，或起从凤山。”

绍兴中有赋诗者曰：“铁勒金绒似锦铺，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可见，这时，人们养鸽还用于系铃悬哨，放飞以求娱乐，皇室中尤其如此，朝放暮收，鸽飞之处，铃声悦耳，铿如云间之珮。为满足这一娱乐性需要，市场上也出现了鹁鸽铃。鸽市场也在此时出现了，社会上专有一帮以调养鹁鸽为业的人。冯益曾因派人购买飞鸽而出口不逊，险些乎被斩。

明代，鸽子已是“处处人家畜之”的常见家禽。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人家的仆人，“尝以事往淮阳，一日大风雨，有鸽坠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将取烹之。见其足系书一封，裹以油纸。视其封，盖此鸽自京师来，才三日耳”。从此中可见古人系鸽书的方式是缠于鸽足，并以油纸包裹以防水湿信件。而从北京飞往淮阳（河南）的时间差不多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