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男性的专属名词；女子被称为“先生”，凤毛麟角。

“女先生”，指那些德高望重、有才识见解的杰出女性。她们或文采卓然，天纵才情；或坚守道义，德行天下；或格局朗阔，术业专攻……那些美丽的名字，在史册上闪着熠熠光彩。

1938年，归国海轮上，风浪颠簸让乘客晕眩不已。杨绛告诉钱锺书：以船为中心，让自己的身体与船稳定成直角，“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钱锺书先生一试，还挺管用。

在波浪中牢牢把握“地平线”，似乎成为一个隐喻，也是杨绛终其一生，在生活和文学上的诀窍。

杨绛先生以文学名世。年轻时，她写剧本，后来做翻译，写小说和散文，作品的基调是“入世”的。从《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到《堂吉诃德》，她的翻译作品，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的重新创作。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被胡乔木评价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这本书被译为多国文字，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为：“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洗澡》也属她的尝试之作。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杨绛却说：“我只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这个“试”，莫若说是隐在平常心下的平平淡淡，苦心经营，无争夺，无浮躁，锋芒内敛。

自始至终，杨绛先生对人世间保持着一种审视，并有一种超脱和清醒。当她晚年丧女丧夫、孑然一身、遭遇人生大转折之际，那种超脱和清醒就使她和悲痛闪开了一个距离，而进入了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她的人生，历经漂洗的朴素中，有本色的绚烂；沉静诙谐中，有沉着的优雅；清淡悠远背后，有清高与倔强。她静穆超然的人格，坚守道义的大家气息，永远为人所敬服。

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中，林徽因也堪称“先生”。林徽因有着美丽的容颜，但她对此并不看重：“什么美人、美人，好像女人没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她与梁思成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优渥条件，义无反顾留在了炮火连天的祖国。从1931年到1945年，夫妻二人踏遍大山大河，克服千难万险，跋涉万里，行走各地，考察测绘2738处古建筑。她身体虽羸弱，依旧爬长梯，登屋顶，勘定年代，揣摩结构，计算尺寸，绘制图片，拍照归档。她在建筑学领域的贡献，后人难以企及。

1944年，日本军队直逼重庆，此时，林徽因还在四川宜宾的李庄。梁从诫问母亲：“日本人要是打进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淡淡地回答：“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听了母亲的回答，梁从诫慌了，说：“我在重庆上学，你们不管我啦？”林徽因很抱歉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就顾不上你了。”

梁从诫回忆与母亲的这段对话时说：“我被母亲的凛然之气震动了。第一次，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林徽因的冷静和坚强，由此可见一斑。

同一年，美军要轰炸中国日占区，请林徽因夫妇绘制文物保护地图。令人惊讶的是，美军竟收到了两份地图，一份是中国文物保护地图，另一份则是日本京都和奈良文物保护地图，他们恳请美军同样保护日本文物建筑。国仇家恨之际，林徽因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眼光与格局，确非常人可比。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大规模拆除古建筑，在郑振铎先生邀请的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当时北京市的一位领导发生了争论。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沙哑，但言辞铮铮，句句深情，令在座者无不动容。岁月迁移，难掩其本色人生。这种科学精神，这种畅阔格局，堪称为“先生”。

古往今来，有众多“女先生”留名史册：班昭、蔡文姬、谢道韫、薛涛、李清照，乃至近现代的宋庆龄、何香凝、冰心、张充和、屠呦呦……她们同所有女人一样，年华终将老去，生命终将消隐。然而，岁月多情，她们的芳名不会湮没。因为经由她们生命奉献的珍宝，会打败物质，横跨光阴，永存于世道人心。

编辑：张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