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道德的变革与进步构成了乡村道德发展的主流，但也应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推进了乡村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出现了人际信任度下降、村庄共同体凝聚力不足、道德评价和道德权威力量弱化等问题，这也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在乡村中的缩影。其一，在传统的村庄伦理共同体中，道德评价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优先性。然而，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经济行为的“求利”动机日渐获得正当性辩护并被赋予正面意义，经济成就及相应的评价指标逐渐获得了个人和社会评价中的价值优先性。其二，传统村庄的稳定性和“熟人社会”特征，使村庄成员能够产生基于共同道德生活经验和道德传承的熟悉、信任和认同，并由此形成良好的村庄共同体凝聚力和道德权威影响力。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农民流动性不断加强，大量的农民转变成为职业工人并在新的职业劳动中逐渐接受和认同相应的规则、规范与纪律约束。由此，村民之间的关系趋向松散，人际信任度和村庄凝聚力有所下降，传统道德权威的影响力日渐削弱。

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进一步加强乡村道德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一方面，要走融合式建设之路。乡村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绝非孤立的道德问题，而是体现着乡村社会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或构建一种独立于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乡村道德”，也无法虚设某种游离于乡村整体发展问题之外的“乡村道德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乡村道德问题和农民道德观念背后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根源，才能真正找到认识和解决乡村道德问题的关键。因此，乡村道德建设既是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又应融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中。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乡村道德建设既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发动和引领，彰显主流价值，弘扬良好风尚，又要尊重和体现“自下而上”的基层农民自发性实践活动中的伦理智慧和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