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

他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林语堂《苏东坡传》

时至今日，闪耀照人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

在我的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特别清楚明显，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

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

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了现在。

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予友人。

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竞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

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

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颗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间壮观惊人地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

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

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逊。

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宦海沉浮的一生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

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当政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

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

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

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

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

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结果，谁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

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

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

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

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

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

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

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

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

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

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

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

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

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