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承认：“我把废名的小说反复看了几遍，就觉得力不从心，无从下笔，我对废名的小说并没有真的看懂。”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写序是“义不容辞的事”。

一方面，在文脉传承上，废名与汪曾祺同属京派。自周作人开山后，废名是第二代领军作家，而汪老的恩师沈从文则是第四代领军作家。京派因强调“纯正的文学趣味”，一度被边缘化，但它的创作成绩却被历史所铭记。

另一方面，汪曾祺先生的写作有近似废名处。沈从文曾评价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一改“五四”后作家一提起乡村，必然是“冷酷、野蛮、原始、落后”的成见。废名创作中遥望农业文明的那份“淡淡的哀愁”，在汪老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中，亦能相近似的况味。

遗憾的是，自汪曾祺先生的断言到今天，22年已过，废名仍是公众眼中的陌生人。

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废名文集》，但只在非常小的读者圈中产生了“废名热”。

今年以来，废名的《如切如磋》《我认得人类的寂寞》《谈新诗》《竹林的故事》《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少时读书》等先后出版。考虑到废名一生创作极少、长期被忽视，则2018年堪称是“废名年”。

这，或与版权到期相关，或与读者心态转变相关。

废名

他的写作总在跳来跳去

废名本名冯文柄，湖北黄梅人，6岁时因患“老鼠疮”（即淋巴结核），几乎丧命，甚至连祖父都嫌弃他。病愈后，废名的脖子上留下明显的伤痕。废名自小便觉得自己“仿佛是多余的一个小孩子似的”。

少年时代的废名多病，“五年的中学光阴，三年半是病，最后的夏秋两季，完全住在家”，他的恩师周作人曾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

废名后考入北京大学，却以全班倒数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三年都没能找到工作。1926年6月，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废名，他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堗（同突）古怪。”

为得到每月工资仅二三十元的教职，废名去求周作人，可见了周，因“座上有人”，竟不敢说出口。

在周作人帮助下，废名在北大当了讲师，据他的学生高翔回忆，废名在讲台上常自问自答，旁若无人，令听者每每不知所云。废名因此被称为北大“三大魔”之一（另两人为钱玄同、傅斯年）。

独特的经历造就独特的性格。废名不仅人怪，下笔亦怪，比如他的代表作《理发店》：

理发店的胰子沫同宇宙不相干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匠人手下的剃刀想起人类的理解划得许多痕迹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是灵魂之吐沫

废名想写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刻意套入“相濡以沫”的典故，以彰显胰子沫、剃刀、无线电等构成的世界的荒诞，舞台上挤满了物质，灵魂被渴死在边缘。

诗的立意甚高，读来却突兀，因废名写法独特，即“文生情，情生文”。

从“理发店的胰子沫”，废名联想到宇宙，又从宇宙联想到“相忘于江湖”，又突然回到写实——“剃刀”，再由“剃刀”联想到“人类的理解”和划出来的痕迹。最后，他又回到写实——“无线电”，由它联想到“相濡以沫”。幸好，“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是同一个典故，似有呼应，于是就算写完了这首诗。

废名东西难懂，他总是从一个意象跳到另一个意象。读废名的作品，犹如在意象的森林中寻路，可最后会发现，废名自己也忘了在说什么。

《竹林的故事》

废名

周作人一语道破

诗有韵律、辞藻的伪装，尚能蒙混过关，在小说中，这种写法的缺点更鲜明。以废名的代表作《莫须有先生传》为例：

“……但是我喜欢担任我自己的命运，简直有点自傲，我做我自己皇帝……” 老太婆只听了“皇帝”二字，叹气道：“唉，皇帝早已轰走了，可怜见的，给你们一个姓冯的轰走了，我们这里的人大家都恨他。” “我并不姓冯，———我看你的样子，你一定是一个旗人。” “是旗人又怎么的？我才瞧不起你们汉装哩！多好看，一双小脚！”

本是谈个性，却莫名其妙地引到“小脚”上，靠这种“你谈前门楼子，我谈胯骨轴子”式的误会，居然串接成彼此相通的小说。固然可以说，这体现出“人与人是无法沟通的”“世界本来就是由误会组成的”等，可对于读者来说，未免太枯燥。

也许正是为了消除枯燥感，废名特别强调语言美，他小说的每个细节均是精雕细刻。虽然整体难懂，细节却清晰、干净，几乎看不到长句，很少用形容词。

比如《光年》中的描写：

窗小而高，墻外是园，光线同湖水一般，绿青青的。阴郁的病态过久了罢，见了白得刺目的太阳，虚弱的心顿时干枯起来，犹之临了同世人应酬，急的想找个窟眼躲藏。

寥寥几笔，意在言外，可将如此精彩的细节串联起来的，却是低级误会。

之所以这么写，废名自有主张，他称最喜庾信的诗句：“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认为：“读者读着就爱好这个形象，为庾信的文章所吸引了。”

对此，周作人有非常精彩的评价：“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周作人未必赞成这种有形式、无内容的写作方法，因此批评废名后期从平淡走向“简洁或奇辟生辣”，让废名大为失望。

作家鄙夷，学者点赞

对于废名，同时代作家往往评价偏低。

鲁迅批评废名是：“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只见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鲁迅也是废名的老师，废名在北大求学时，曾给鲁迅编辑的《莽原》和《国民新报副刊》投稿，均未能发表。

沈从文则批评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是：“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

然而，同时代学者对废名却往往评价偏高。

朱光潜称赞说：“废名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

叶公超的说法则有些故弄玄虚：“废名，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象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的人更为真实。”

作家与学者评价的截然不同，或有两层原因：

其一，当时作家多将自己定位为引领时代的人，而废名的创作远离时代。废名非常反感成为“多数派”，他说：“新文化应该是什么？我想那应该是一个科学态度，也就是一个反八股态度。统观中国，无论哪一家派，骨子里头还正是一套八股。”

其二，废名的创作能唤起学者们的文化记忆，那是几千年写作传统积累而成，正如周作人所说，自己也不知道废名创作属于哪一派，但“我喜欢读他（指废名），这就是表示我觉得他好”。

“五四”后的作家们文化记忆则相对淡漠。因为在向西方文学学习的过程中，没能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写作传统等，只能从“内容为王”的角度进入，不自觉地形成了对形式的偏见。

如果只从内容角度看废名，注定会大失所望。废名自认为是哲学家，努力将儒、道、释熔于一炉，以达成所谓的“道”，可他缺乏定义意识，他的“道”其实是一些粗浅、低级的类比和误会，看上去很玄，其实逻辑不通、意思不大。对于求“新思想”的作家们来说，废名不啻是一剂毒药。

《我认得人类的寂寞》

废名

他是“元白之路”最后的抵抗者

学者喜爱废名，因为在他的写作释放了一个被“五四”遮蔽的传统。

中国文学有漫长的白话传统，即使是文言创作，也不乏“明白如话”的佳作，白话与文言未必截然对立。然而，胡适等人却将白话文学预设为一次革命，并以“元白”（元稹、白居易）遗风确认其合法性，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元白”能否代表中国白话传统的正统，本身就大可争议，用他们来取代整个中国文学史，更属夸张。强调“为时”“为事”，是为应对中唐后国力衰落、社会崩溃，而提出的临时性主张，怎能视为创作的尺度？

元白之法的最大缺点在于：它预设了一个更高的“内容”，只需配上大众能听懂的“形式”，即为佳作。这不仅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模糊了创作与宣传的界限，且必然带来一种高高在上的幻觉，作家以能向低级读者灌输“更高级的内容”为荣。

所以，废名刻意偏离胡适开创的“元白之路”，试图用白话复兴“温李之路”（温庭筠、李商隐），他提出，西洋诗歌都是单独意象的堆砌，而温李则是整体意象，即不能执着于单独意象去理解诗。

事实是，李商隐很多诗的意象也是随起随落，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从感觉不爽跳到打车，又从打车跳到古原，又从古原跳到黄昏。乍读觉得句句是废话，无非“人生苦短”四字，可这四字却怎么也概括不了这首诗。

文学一定要有一个超然于其上的内容吗？形式本身是否只是工具？文学的自性是什么？我们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智慧而读文学？或者，只有我们搞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废名在写什么，才能被他的文字打动。

元白之路太俗，温李之路太涩，争论孰为正脉毫无意义，二者都是前辈们伟大创造的组成部分。只是在今天，知元白者多，懂温李者少。

废名被忽略，也算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