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好不好看，大家去电影院检验吧，今天想说一说《芳华》的编剧，也是当代女性文学作家中实力被严重低估的一位——严歌苓。
曾为文艺女兵的严歌苓，她说《芳华》是她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和反思。
也许你没有读过她的小说，但你一定看过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陈冲导演的《天浴》，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归来》，陈凯歌的《梅兰芳》，以及孙俪演的电视剧《小姨多鹤》，蒋雯丽主演的《幸福来敲门》，陈数主演的《铁梨花》，赵薇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每一部作品都打动过无数人。
《芳华》小说原名叫《你触摸了我》，同样出身部队文工团的冯小刚，在看过之后当即决定要把小说拍成电影，并改名为《芳华》。
严歌苓是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家。她的小说，都有强烈的故事性和画面感，以至于很多人看了都有这样的感觉：看严歌苓的书就像在脑海中放了一部电影。导演们喜欢拍她的作品也是因为：不需要怎么改原著就可以直接拿来当剧本了。
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极少数受过西方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不仅能够双语写作，还是好莱坞专业编剧。
严歌苓本人，气质优雅从容
另外，大胆的创作题材、独特的女性视角也是严歌苓作品与众不同的特征。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有讲述女同性恋故事的《白蛇》，有讲大陆移民生活的《少女小渔》和《扶桑》，有讲赌徒的《妈阁是座城》，有讲老师和学生不伦恋的《老师好美》，以及多部讲述文革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填补了文学创作上的空白。
另外，她的作品尤其偏爱刻画弱势女性，妓女、女同等这些充满戏剧冲突的形象。她与同时代女性作家亦舒、张小娴也完全不同：严歌苓从不洒鸡汤、不写狗血的爱情故事，她的作品里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苍凉，和不同时代下女性面临的困境。
《金陵十三钗》
《白蛇》——与李碧华的《青蛇》隐约的百合意味不同，《白蛇》讲述了女同间朦胧的恋爱关系。
文革期间，落魄的女舞蹈家“美女蛇”孙丽坤，每天面对着终日的看管和监禁，以及门外建筑工们的轻视和调戏，在无望的生活中渐渐放弃自己。终于，一个从小为女舞蹈家倾倒的小女生徐群珊，长大后扮成男性“徐群山”来看望孙丽坤，每天看她跳舞，两人很快陷入了炙烈的爱，孙丽坤也找回了风采奕奕的自己。但很快，她发现了徐群山的女性身份，一时得了抑郁症。在医院，她们以同性的身份正常交往，如同恋爱一般，但最后还是各自结了婚。
无论是孙丽坤还是徐群山，都跳不出时代带来的局限性。她们爱着对方，却对两人的相处感到“恶心”，女人和女人怎么可能“搞起来”呢？在书中，吃瓜群众本来对她们手牵手、眉目传情很是疑惑，但验明正身之后却失望的表示：
再往后大家对她们俩丧失了兴趣。再亲密、再钻小树林都没看头了。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
孙丽坤觉得，这种爱是需要“纠正”的，而徐群山则把一切的爱意归结于“我很小的时候特别迷你”。
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
电视剧《幸福来敲门》，根据《继母》改编
而《扶桑》，更是深刻的回答了一个问题：被骗到美国的“妓女”是怎样一种存在？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旧金山，第一代中国移民生活如蝼蚁。廉价的中国劳工、被拐卖来的妓女、流民、小偷、酒鬼挤满了肮脏的唐人区。妓女扶桑，被卖了之后，不哭不闹，吃的下，睡得着，有男人爬上她的床，她顺从，她迎合，然后把自己洗干净等待下一具肉体。
扶桑像任何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一样，受难，宽容，生长。和《天浴》里的文秀一样，她们是传统中国女性的代表——她们无声无息，但包容万物；她们身上，都有一种看不见的隐忍。
《天浴》
这种隐忍，像我们的母亲、像我们的民族，严歌苓把中国人的母性描写得细腻而深沉，朴素而温暖。
在《少女小渔》中，严歌苓刻画了一个移民到美国、为了绿卡，在男友安排下嫁给一个长自己几十岁、穷困潦倒的意大利老头的“佛系”少女小渔的故事。
虽然小渔只有十七岁，但她从骨子里就透着母性的光辉。因为善良，所以对男友顺从，对躺在病床上的人都心存怜悯。
电影《少女小渔》
在院子大门后面，他将她横着竖着地抱了一阵。问她：“你喜欢我这样吗？”她没声，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第二个周末他与她上了床。忙过了，江伟打了个小盹，醒着他问：“你头回上床，是和谁？”
小渔慢慢说：“一个病人，快死的。他喜欢了我一年多。”
“他喜欢你你就让了？”江伟像从发梢一下紧到脚趾。小渔还从他眼里读到：你就那么欠男人？那么不值什么？她手带着心事去摩挲他一身运足力的青蛙肉，“他跟渴急了似的，样子真痛苦、真可怜。”她说。她拿眼讲剩下的半句话：你刚才不也是吗？像受毒刑；像我有饭却饿着你。
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没有闲情逸趣的小资情调，也没有因为命运而感伤怀恨。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是来不及思考的，生存的危机紧紧地压迫着她们，时代毫不留情地拉扯着她们。她的笔触，冷静而孤独，冷酷而直观，但，却永远透露着一股“熬到头就有希望”的信念。
电影《少女小渔》
这样独特的视角，和严歌苓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分不开，而严歌苓本人也像她笔下的女性，坚强而温暖。
生于 1958 年的严歌苓，有着并不温暖的童年。父亲是作家萧马，但在阶级斗争中被打为“右派”，后来父母离异，萧马与演员俞平结婚，小小的严歌苓有了继母。
12 岁，她被选入部队文工团学习舞蹈，一入部队就是 15 年。在文工团，她爱上了一位年长的男性却反被对方出卖，几乎使她身败名裂。在苦闷中的严歌苓开始了笔耕生涯，而这一写就停不下来了。
在出国之前，严歌苓已经很有名气，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到美国进修，对当时的写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严歌苓回国后痛下决心，一定要去美国学习。于是，身为 50 后的她苦练英语，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托福就考到了 577 分。1989 年，严歌苓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就读，获写作硕士学位。
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
对写作，她除了发自内心的热爱，还有中国当代作家、编剧身上普遍缺乏的最重要的东西——职业精神。
一个文学作品、剧作品要有时代穿透力，最基本的便是要真实。为了追求自己作品的真实，严歌苓会为了写作体验不同的人生。
严歌苓说自己经历过无数个人生——为了写《小姨多鹤》，她专门去日本住在长野一个村子，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为写《妈阁是座城》，刻画赌徒的心理，她去澳门赌场赌钱；为写《陆犯焉识》，她又特地去青海劳改农场采访；为写《第九个寡妇》，到农村去种地，挖红薯；为写《上海舞男》，就去跳舞，体验为舞男争风吃醋的感觉......
去体验别人的人生都是要花钱的，严歌苓说自己是攒钱够了才决心去的日本，而有些故事的挖掘很费时间和金钱，如果不被改编成电影，单靠发行小说根本“回不来本”。
还有一些故事，像《陆犯焉识》，严歌苓知道有可能出版不了，但她还是写了，因为“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感”。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严歌苓的作品总是被导演们青睐的原因，除了一段段人们不该忘却的历史，还有作家足够的热情和反思。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剧作家，我就是一个小说家。我从不觉得自己改编的剧本有多好，小说的写作要比剧本的创作好出一大截。写小说就是把一个想法或一个故事，通过虚构来创作一个事件，赋予每一个人生命力，你是造物主，这是与编剧完全不同的，没有人会干涉我，我对自由是很看重的。
——《严歌苓：我经历过无数个人生》(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