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像
中国人有一个痼疾:真读书的少,假读书的多;思考得少,从众的多;不思考就没有自己的判断,那就只能跟着别人走。别人他又轻易不相信,所以,塑造出来一些神一样的人物就成了时代所需。这几年,曾国藩被炒作得热乎乎的,浇汁儿的、椒盐的、清蒸的、红焖的,啥口味儿的都有,就是原味儿的少,各种手法层出不穷,各“餐厅”满街都是,大有“满城尽带曾国藩”的架势。何必呢?读点书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神灵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所以,也就没必要把曾国藩搞得犹如神仙附体,“神”气十足。
战略家不是谁都能当的
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且不论镇压农民起义的正义性问题,单就军事而论,曾先生也是在清廷的几次镇压之后出手的。清廷之将虽败,但毕竟也对太平军造成了损失,所谓毙敌一千,自损八百。当年被奉为经典的平型关大捷,我们的损失那也是不小的。曾先生于清廷来说,其功首在组织“义军”。
其“先控武昌再取安庆,沿江而下”之计,也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取南京,下江南的传统应对之策。曾先生不过效法先贤,以免覆辙而已。历史上,孔明隆中对中对刘备有过这个建议,曹操取荆州进赤壁也是这么做的。曹丕不信此道,几次横渡长江均告失败。司马炎算是聪明的主儿,他采纳了沿江而下,先取益州蜀地,再图江东之策,果然那个败家子孙皓坦缚而降。有人因此将曾国藩称为军事家、战略家,我想这样不好,这样会使军事家、战略家以后变得像“砖家”一样,我们还是可怜一下我们的文化,留点圣洁在其中吧,放过军事家、战略家吧。
诸葛丞相像
至于曾国藩请辞“节制四省”的大权,亦未必有张良之超脱,难去其以进为退,以此博取功名之心。曾国藩虽深谙儒家之道,一定更晓鸟尽弓藏之理。远者,张良弃功名而身存名扬;萧何独恋相权也罢,心系苍生也罢,终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日方升之后,可能是如日中天,但如日中天之后,必然是日薄西山。周亚夫力挽狂澜,平定七国之乱后不知进退,到头来虽被封为太尉,但景帝为自保,迁其为丞相,使之犹如张飞绣花,不知所措,毕竟军人中的全才不多,把你放到你不擅长的地方,也算是限制的一种上策。但功高盖主,而不敛其光,终究会太刺眼。周亚夫最终被以家中藏有兵甲(其自说为陪葬用)被举报谋逆,他不服,最终结局是饿死了。远的不论,近者雍正朝宠臣年羹尧、岳钟琪,皆有大功,然终不得善。张廷玉门生故吏遍天下,亲属数十人入朝为官,且为雍正朝肱骨之臣,贪恋相位,尤念配享太庙之殊荣。殊荣既久,人的屁股都不想从高位上下来了,至于“一朝天子一朝臣”更容易被想成“与己无关”的事儿了。张廷玉终致“夺尽赏赐,罢黜官爵”,安徽桐城父子宰相张氏一门从此一蹶不振。
张良像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名师未必出高徒 弄不好还作茧自缚
曾国藩于隆盛之时,急流勇退,于名于家族都是上善之策。此时,有取法唐代李靖智谋之处——大战之后必还权于上。
至于南京城久攻不下,清廷派李鸿章助攻一事。李鸿章不想夺人之功,却想将抗旨之嫌加于曾氏之际,曾国藩上表,辞气卑约,坚请李鸿章前来。时人评价: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此论较为中肯,但却应反过来说:实高于李数倍,却平直无奇。古往今来位尊言卑者多言不由衷。两晋之际,王浚为幽州牧,便曾以一封言辞卑约的信欲行其计,然终被高手洞穿——位尊言卑,中必有诈。节制四省,围攻天京,立不世之功而卑约,此卑纵使不假,亦不远矣。况李鸿章乃其弟子,弟子助师,尚且狐疑,此恐有损其所尊崇之儒家之道,有悖不独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有为名所累,为功所缚之嫌。李鸿章此举虽为两头保全、四面讨功之计,颇有几分小人的伎俩,但子不教,父子过。曾国藩大弟子用如此手段对付老师,作为先生的曾老师也只好自品其中甘苦了。这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曾国藩的哲学并是不灵丹妙药。
当然,曾氏于大乱之际挺身而出,著述颇丰,且影响广大、入木三分,其不枉为一代贤达,但过分神话则大可不必,我想也有违曾氏初衷。
(出处:今日头条号《文艺骨干》 原创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转载请联系无线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