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里的中国》,蒲肖依著,中信出版社
1989年生人、耶鲁大学建筑系在读研究生蒲肖依的新书《建筑里的中国》,更写实的书名,应该是“传统民居里的中国”,因为蒲肖依2015年休学期间实地寻访的都是西部窑洞、福建土楼、山西大院、徽派建筑、西江苗寨、北京四合院这类传统民居(而不是商业地产或其他公共建筑),进而探索寄寓其中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由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1979年提出,约相当于“精气神儿”)并阐悟中国建筑的新精神。当然,“建筑里的中国”这个题目更宏大也更见抱负,它本来是更适宜于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贝聿铭先生或吴良镛院士这样的前辈来谈的大题目。但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建筑学科、行当里的重要性较之于其他领域更为显著,诚如蒲肖依在后记中所讲述的,现代建筑巨擘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早在24岁时,就历时5月游历了东欧、巴尔干群岛、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地并追问“我们的进步为何这样丑陋……难道人不会再创造和谐?”这次考察坚定了柯布西耶以建筑师为志业的决心,所以成名后他执意再版处女作《东方游记》。(《建筑里的中国》第325页,下引书中原文只注页码)
柯布西耶,法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雕塑家、画家,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是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
考虑到蒲肖依是一位准90后,一开始拿到书时,尽管有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题写书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敏教授作序,甚至包括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之子贝建中在内的数位名流都在腰封上具名推荐,我还有些半信半疑,或许这只是一个“富二代”的休闲之旅吧,但一切还是靠作品本身来说话吧。她在第一章就能提出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抽象和概括而来的“物质性—社会性—知识性”这一“三性耦合论”且能自圆其说,实属不易。梳理古今中外建筑史,一座理想类型的建筑大致要处理好三重关系:与周边环境即自然(如选材、采光和“天人合一”、“环境友好”等)的关系、与作为居住者和使用者的“人”的关系、与所在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除了导论性质的第一章和第八章“结语”,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体现“踏访”过程的中间六章,它们对笔者相对生疏的土楼、晋院、徽宅和苗寨有“扫盲”之功;而较为熟悉的窑洞、四合院对应的两章,则不妨用来检验作者的新意和见识。第四章的“货币革命与大院兴衰”、“书法与建筑”两节,第五章的“儒风道格,雅朴空灵”、“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天井文化的内涵”等节,都不无新意。比如,作者观察和发现,“一切艺术都可以归结为韵律——舞蹈、音乐、戏剧、电影、书画概莫能外……要理解中国古典建筑艺术,从韵律谈起,是个不错的角度”(第171页),“中国建筑特有的斗拱的复杂、精密和协调隐约有书法的影子”(第172页),“可以说中国古建筑是用线勾勒出的”(第173页),“日本的古代建筑沿袭唐代建筑的范例而加以改造,同样广泛采用斗拱”(第173页)……其实,关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艺术特别是书法微妙关系的论述,民国大作家林语堂(1895—1976)也多有表达,只不过蒲肖依在此基础上有呼应和基于学科专业理解的具体展开,这也折射出长时段艺术史和建筑史研究的价值与魅力。
进一步剖析第二章“天然造化凝哲思——窑居春秋”,也能大体领略全书特色。蒲肖依没有就建筑论建筑,谈西北窑洞的变迁居然结合着古乐器陶埙的发明和皮影戏的渊源来展开,认为“最能展示皮影戏独特神韵的可能就是‘窑洞里’和‘油灯下’”(第29页),这种“大文化”和“大建筑”的视野让我大开眼界,此前对单一建筑史回顾可能有的枯燥不无担心。封底勒口的简介中称作者“自幼喜丹青,好读书,游历广泛”,此言大致不虚,蒲肖依在第二章和第六章中大量援引油画家吴冠中(1919—2010)先生,因为他“曾经对建筑艺术情有独钟”(第178页),“李家山与武陵源、黄土高原被称为吴冠中的三大发现”(第50页),艺术对建筑的滋养、艺术与建筑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一斑。谈起贾平凹、莫言等与艺术和建筑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来,蒲肖依也如数家珍。正是因为有艺术方面的兴趣奠基,作者在耶鲁建筑系老教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1932— )带领下观摩柯布西耶生平作品展时,就能从300余件图纸、草稿和模型中敏锐地发现“一组色彩淡雅的水彩画”,“这是柯布西耶在他24岁那年的旅行见闻。”(第325页)
在论述窑洞作为“人类共同的建筑”时,蒲肖依从建筑理论家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1905—1988)专书《神奇的工匠们》首章“窑窟的礼赞”讲起,美国、奥地利、苏格兰、瑞典、法国、意大利的同类案例信手拈来,这种开阔的国际视野值得点赞。鉴于综合比较,作者倾向于认为,“有人栖息的地方就有窑洞式的建筑形式存在,相同或类似的种子分播在异域、异乡、异国,生长出千姿百态的窑洞的远房亲属,这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是由人类共同的发展史决定的”(第57页),“实际上,文明走过的路径有许多是相似或相同的,尤其是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第56页)
窑洞
蒲肖依不仅有鲜明的“大建筑”、“大文艺”视野和相当的国际化,“路易•康与老子的对话”这一节牢牢抓住“费城学派”创始人、“建筑诗哲”路易•康(Louis Isadore Kahn,1901—1974)的核心概念“oder”来展开,其思辨性也值得瞩目,论证和论述“三性耦合论”中的社会性、知识性也需要这种思辨能力的帮助。
在视野的开放性和国际性之外,《建筑里的中国》在学科上的专业性,通过窑洞的温度调节、减震减灾、仿生和改良与新生等议题的论述,也得到了出色的体现。“粘性的黄土也许是最合适的3D打印材料”,作者甚至带领我们展望,“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利用3D打印技术,省时省力地打印出所希望的任何形状的窑洞。”(第66页)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Tadao Ando,1941年— )有言,“旅行可以塑造人,学习建筑也是一样。建筑必须实际造访当地,以自己的五官去体验空间,才有可能真正领会。所以建筑师必须迈开脚步。”(序言第7页)追随蒲肖依的脚步,最有趣的还是收获了一些实地寻访所得的细节。比如,她2015年10月在瑞士小镇哈尔登士敦(Haldenstein)寻访2009年度普利兹克奖得主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1943— )的代表作之一圣本笃教堂(Benedict chapel),“里面的空间很小,最多可容下几十人,顶部设置了一圈高窗,神圣的亮光倾洒而下,置身其中有一种可触摸的温暖的氛围,让人能安静地与心灵对话”,卒姆托“并不是城市地标建筑的热衷者,他像是一位禅修的隐士,偏居一隅,既耐得住寂寞,心有定力,胸有万壑,静而志远。他的作品仿佛中世纪手工作坊出产的艺术品,精致隽永。”(第312页)有了圣本笃教堂这类经典案例的提醒,我们就很有必要反思本土建筑市场近些年来在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这类后现代主义“实验品”上的盲目求大、求新、求异、求洋。而日本政府,在建筑界一批有识之士的反对和呼吁之下,宁愿付出高额违约金,仍将由著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1950—2016)生前耗时三年设计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的方案彻底抛弃,转由本国设计师隈研吾担纲并在整体结构上效仿日本传统寺庙的外观。“任何一个建筑,如果忽视了其物质的经济性,割裂了其应有的社会性联系,包括其历史、文化、传统,即便其单方面的技艺再突出,造型再独特,其普遍意义也会大打折扣”(第321页),蒲肖依基于东亚乃至更广范围经验的国际比较的反思很有现实针对性,“今天,晋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自主性的建筑几何空间语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重树中华民族自信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有一份建筑自信呢?”(第318页)
2009年度普利兹克奖得主彼得•卒姆托的代表作之一圣本笃教堂
准90后蒲肖依在耶鲁大学建筑系尚未正式开始攻读博士,但是其处女作《建筑里的中国》所展现出的眼界、潜质都是值得期待的。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像她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回望我们在建筑、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悠久传统。据媒体报道,《建筑里的中国》同步推出了中英双语版,有些遗憾的是,简体中文版的编校质量有待提高,书中除了逗号和顿号的区分不够精准,第63页“窑洞的改良与新生”一节的首段居然出现重复印刷的低级错误,让人深以为憾。当然,这不是作者所能完全负责的。(腾讯文化 文/张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