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文/赵晓军

1984年12月26日，是我爷爷去世一周年的祭日，我们给爷爷上坟回来，围坐在奶奶温暖的房间里听爸爸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埋藏在他心底二十多年的动人往事……。

1959年的严冬，凌厉的寒风卷着沙尘，没白天没黑夜地呼啸着。我们村里的大街小巷内空无一人，男女老少都蜷缩在冰凉的土炕上，想尽快挨过这难熬的冬天。

今年冬天之所以特别难熬，不仅仅是北风肆虐，天寒地冻，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1959年华北平原遭受百年不遇之大旱灾，粮食严重欠收，家家户户分到的粮食很难维持到来年麦收。尽管年关临近，整个村子上下没有丝毫喜庆的气氛，前途未卜的恐怖感在人们的心底弥漫着。

更的让人揪心的是，我们大谈村是隶属于振头人民公社的一个大村庄，共有8个生产小队，我们小队是第一生产队，65户人家近260多口人。眼下离春节也就二十来天了，尽管村生产大队的干部们费尽周折，仍没有选出我们小队的领导班子（当时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每年选一次，基本都是在入腊月前就都选好了）。如果春节前仍选不出我们一队的领导班子，明天大家的生活一定会更加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大队干部们一筹莫展之际，石家庄市郊区（那时石家庄市所有农村均由石家庄市郊区区委和郊区人民政府管辖）区委委派了一名姓蔡的干部进驻我村，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基层领导，组织抗旱救灾。老蔡的到来，使我们村大队干部如获至宝，立即将他安排到我队老贫农赵顺水家居住，并吩咐我对唯一的党员郑红姐（女）负责为老蔡派饭并协助他开展工作。

因为郑红姐的婆婆是我爸爸的干娘，郑红姐就把老蔡第一天的饭安排到了我家。当郑红姐一大早就把老蔡领到我家时，我爸爸（我爸爸出生于1948年）看到老蔡单薄的身体上穿着一身整洁老旧的退了色的棉制服，消瘦的脸颊有点深陷，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那时候的早饭很简单，就是饼子、米汤、老咸菜。老蔡和我爷爷他们刚放下碗筷，郑红姐就又来到了我们家里，老蔡对郑红姐说：红姐啊，今天上午我想和大伯、大娘拉拉家常，你也别走了，一起听听吧。爸爸说：我爷爷一生谨小慎微、不善言谈，更怕得罪人。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性格大相径庭，直言快语，嫉恶如仇，还曾当选过生产队的优秀突击手呢。

老蔡和蔼地望着我爷爷、奶奶说：咱们大谈村的土地可以说是一马平川，水利条件也不错，怎么一个旱灾就使我们几乎绝收，甚至有的人家等不到明天麦收就会断炊呢？我爷爷听老蔡询问后只是摇头叹息，我奶奶可憋不住了，亮开嗓门对老蔡说：说实话，什么天下大旱，粮食减产，我看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干部整天吹牛皮，社员出工不出力，有人总说天旱不下雨，为什么杂草长得比庄稼还要高，如果照这样混下去，别说明天麦收前不少人家要断粮，饿死人的大门正向我们敞开着哩！老蔡听了我奶奶火急火燎的一番话深深的点了点头，和郑红姐默默地离开了我家。

之后的十来天里，老蔡在郑红姐的陪同下，走遍了我们一队的每家每户，老蔡要常驻大谈村一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谈村一队的大街小巷。

大概是在腊月二十左右一天的上午，郑红姐突然到我家通知我爷爷赶紧去赵顺水家开会。

赵顺水是我们赵家的长辈，比我爷爷大不了几岁，两个儿子都在市里工作，家里三大间北房只住着他们两老口。赵顺水是位极负正义感的老人，有一副热心肠，在一队的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当我爷爷迈入顺水家的堂屋时，发现屋子里做满了人，有村大队的全体干部和我爷爷的发小，赵盼成、赵盼来等。老蔡见人一到齐，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经过十来天的深入调查和广泛征求社员们的意见，绝大多数社员一致要求你们五个人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带领一队全体社员抗灾自救。除了顺水大伯以外，你们几个人也都拉家带口，你们组成一个班子是救人也是救已。我希望你们在国家遭难百姓遭灾之际，不要推辞。老蔡说完之后略为停顿见大家没有作声，就果断地说：好吧，就这么定了！大队干部和郑红姐去通知全体社员，下午到赵富城家的院子里开全体大会，我在他家吃饭时见他们家的院子很大，蹲坐百八十个人没有问题。

下午，肆虐了十几天的西北风突然停了，在惨淡阳光的照射下，似乎有了丝丝暖意。

由于老蔡十几天来，为选举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选举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大队支部书记即刻宣布选举结果和具体分工：队长：赵顺水；指导员：郑红姐；副队长：赵盼成、赵福群；会计：赵盼来。

这时的老蔡直直地站立在全体社员面前，望了望社员们一张张满带期盼的面孔，神色凝重，一脸严肃地说：乡亲们，十几天来，我走遍了大谈村一队的家家户户，我和今天在场的父老乡亲们几乎都聊过家常谈过心，我深知大家的苦衷，我蔡正民也是贫苦人家出生，我曾经见到过不少穷人，倒毙荒野饿死家中，可那是在人吃人的旧社会。现在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如果现在再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种情况绝不能在大谈村第一大队发生，绝不能在大谈村发生。我也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已向区委上交了军令状，只要大谈村第一生产队发生一起饿死人的事件，我就向今天在场的父老乡亲当面谢罪，并请辞回老家种地。老蔡又指着站在他身边的大队支部书记陈爱堂说：我已请示区委大队干部，要立即分工包队到人，哪个生产队发生饿死人的事件就立刻撤掉包队干部的职务，还要给予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老蔡威严有力的讲话，不时引起大家的叫好声，许多乡亲们的眼眶里浸满了泪花。

选举结束后连续几天，老蔡和一队新班子成员，认真研究来春抗旱救灾方案，制订保产保收措施，明确分工责任。老蔡反复强调：根据我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有十几户的存粮很难坚持到麦收，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号召大家勤俭过日子，春节也要能省尽省。目前，全国灾情十分严重，万一有的户断了粮，靠国家救济那可就麻烦了。老蔡深情地对大家说：你们老哥几个都是务农的行家里手，地里的事你们多操心，我和郑红姐多关注家里的事，无论如何麦收前也不能出现断粮的事。一直忙到年根老蔡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他和大家道别后就回区委过年去了。

1960年的春节后，尽管没有在刮那刺骨的西北风，可逼人的寒气依然透人骨髓。

老蔡是正月初四下午准时回到顺水家的。初五吃过早饭老蔡和一队班子成员带领着六七十号社员顶着阵阵寒气，来到冰冷的地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旱救灾大决战。他们开挖渠道，平整土地，温床育秧，在向阳背风的地块里，播种耐寒早熟的菜蔬（如菠菜、小葱等）。老蔡几乎天天和大家劳动在一起，他那本来弱不禁风的身子骨看下去更加单薄了，我爷爷他们几次力劝老蔡在家里休息几天。他总说：麦子不熟我的心是实在难收啊！

农历二月初二刚过，老蔡带来了区委的好消息党中央和省市领导高度重视1958年的浮夸风和1959年严重旱灾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极大危害，石家庄市政府要求黄壁庄水库在3、4月份要2次开闸放水，保证冬小麦正常生长，保证春播按时进行，老蔡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2次放水灌溉的大好机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大谈村是水源的末端，白天的水量肯定不足，因此我们一定做好夜战的准备。村大队决定发给每个生产队四支水电筒，我感觉太少了， 我就又买了几只，老蔡说着从他肩上沉甸甸的挎包里掏出了六支崭新的虎头牌手电筒和二十节双鹿牌干电池，他分给了我爷爷他们每人一支手电筒和四节电池，并爽快地说：这就算我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吧！

由于老蔡组织有力，准备充分，在两次渠水如期而至时，我爷爷他们带领社员抓住夜间用水低峰期，无论是冬小麦还是冬播地都浇的到、浇的匀、浇的透，为庄稼的较好成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五月上旬，小麦开始泛黄，有经验的老农用粗糙的双手拢着一把麦穗对老蔡说老蔡同志啊！托你的福啊！今年的麦子至少也得比去年的产量翻一翻，我们饿不死喽！

之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老蔡从地里回来刚跨进顺水家的院门口就一头栽倒在院子里。乡亲们闻讯后迅速用门板做担架，轮流抬着把老蔡送到了和平医院。大家在抢救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出来说蔡正民同志患有严重营养不良症和贫血症，需要住一段医院进行治疗和疗养，区委会来人照顾他的，你们先回去吧。

大家一直惦记着老蔡的病情,可是，在那个时候的和平医院老百姓是进不去的，转眼10几天过去了，麦子眼看就要熟了我爷爷他们一直在念叨着老蔡是为咱们一队大大灾之年保产保收保证不饿死人才累倒的，我们怎么也得想法去看看他呀。正当我爷爷心急如焚之时区委派来了一个姓杨的同志接替老蔡的工作。老杨同志在大队干部的陪同下和我爷爷他们见了面,老杨现场非常和蔼的对我爷爷他们说：我是来接替老蔡同志工作的，你们放心，我一定按照区委的指示和你们一起把老蔡未完成的工作完成好。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实情，蔡正民同志老家是山西长治的，他家中父母都有病在身，两个孩子年龄尚小，也需要看管，他去年就写了调回老家工作的申请，今年四月中旬上级就批下来了，可他请求领导让他带领你们一队社员收完小麦后再走，调令一直在他的挎包里装着。这次出院后，领导命令他立即回老家报道，他才含泪离去，临走时他一再嘱咐我带他向你们问好，并对你们给他的照顾和帮助表示感谢，他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和一队乡亲们的。

老蔡同志没有等到麦收就走了，但是我爷爷他们在老蔡的组织和领导下，带领大谈村一队社员同心同德战天斗地，平安度过了1960年、1961年,大谈村一队没有饿死一个人，大谈村没有饿死一个人。

我爸爸给我讲述的老蔡同志带领爷爷他们一班人抗灾救人的故事，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是，我一直铭刻在心里，我一直想成为像老蔡一样的共产党员。后来，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每当我想起老蔡坚持党性牢记使命时，每每当我想起老蔡舍小家为大家时，总会感到有一股热流在我的血管中涌动。

（作者：赵晓军  单位：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注：该文由石家庄市社科院从“讲好石家庄故事——你所不知道的石家庄”优秀短文征集作品中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