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的校风
文/康振英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1948年5月9日，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军委三局电讯队（延安通讯学校）、军委气象队在获鹿县李家庄（现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大李庄）村集中整编，组建了“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华北电专”），成为解放区最大的无线电通信学校。下设教务处、政治处、人事干部处、行政管理处和办公室，设4个大队（系），分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机务、有线电务、超短波通讯、国际报务、陆空通讯、普通报务等八个专业，校长王诤，师生1500余人。

1949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将“华北电专”扩建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张家口市，开国上将李涛将军任校长。1952年5月19日， 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电讯系并入学校。1958年奉命迁往西安市，简称“西军电”。于1988年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目前学校南北两个校区占地约4050亩，下设18个二级院部、59个本科专业；专任教师2100余人，其中全职院士4人；全日制在校生3.5万多人，其中本科生2.2万多人，硕士研究生1.08万多人，博士研究生近2000人。学校先后为国家输送了20余万名电子信息领域的高级人才，产生了120多位解放军将领，成长起了19位两院院士。

华北电专继承了延安抗大和延安通校的作风，实行军事化管理。在1948年5月华北电专成立大会上，王诤同志结合无线电通信人员应具备的品德，提出了电专应有的学风。

①不怕困难，英勇顽强，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②细心、耐心、有条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③任劳任怨，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④好学上进，钻研业务，对技能精益求精。⑤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上下一致，团结和睦。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高度的保密观念。

战争年月，物资紧缺，供应困难，一切都是艰苦朴素，因陋就简。学习文具如纸张、铅笔十分缺乏，学员们就千方百计地节约使用，或者用代用品。铅笔只剩下半寸多长了，舍不得扔掉，卷一个纸筒套上接着用。纸没了，就到获鹿城南边的河滩集市上买旧账本代替。伙食也很差，主食以小米为主，副食为瓜菜之类，经常喝倭瓜汤，一周能吃到一两次馒头或面条。在1948年12月学校的一份总结中记载：“现在小米饭内已经加上豆子了，每周平均三次白面，煤每人每日10两，每人一斤菜，油四钱，猪肉每学期平均1.7斤。现在养猪3口，种萝卜千余斤。”

穿的是旧棉军装，有的是前方伤员脱下来带着血迹的棉军装，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继续穿。

军校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紧张。每天早晨跑步出操，白天上课学习，晚上点名后自习，时间安排的很紧。学员既是学生又是军人，要求很严格，相互见面要敬礼，去见队长要喊报告。宿舍是借住的民房，一组睡在老乡家的一个大炕上。

学校师生和老乡们关系十分融洽，经常帮老乡挑水、干活。吃饭前学生要列队唱歌，校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艰苦伟大的时代，为着大众的生存解放，要牺牲一切，斗争到底，今天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战斗的学习和生活，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格要健康，锻炼成革命的技术人员。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努力，努力完成教育的计划；努力，努力完成光荣的任务。前线等着我们。”

孔永，河北束鹿（现为辛集市）人，1932年3月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区电专。他在回忆录中说：“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激昂的歌声鼓舞着我们前进。”

徐江贤，山西省黎城县人，1927年11月生，1945年2月参加革命，曾任华北军区电讯专科学校见习政治干部。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华北军区电讯专科学校的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教师既教书，又育人。当时学校通报表扬了汤翰章、姚昕琪、郭吉甫等教师，他们把全部心血用在教育学员上，即是业务上的老师，又是政治辅导员，对学生的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耐心教诲，循循善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学校从天津招来一批高中毕业生，约100多人，这是华北军区电专历史上首次从大城市招生，学校十分重视。抽调干部，配备教员，并挑选好的炊事人员办起食堂。

新生队工作的干部有：队长王毅然，政治指导员范西，副队长康新，副政委韩同习，干事徐江贤、马德骏等，还有几位政治教员。新学员入校时，学校组织人员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多数学员情绪高涨，认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到专科学校来学习，感到愉快和高兴。少数学员看到学校驻在偏僻的农村，不像一所学校，头脑中产生了一些问题。队里接连开会，研究如何稳定学员情绪，如何做好新生队的工作。校政治部贺伯生主任提出，队里的干部要深入到组里，与学员谈心，及时了解情况，帮助学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强调要搞好形势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和我军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教育，使学员对参加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为了使学员了解学校的历史和今后的发展，韩克树副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几次给学员们作报告。稳定了学员们情绪。

新生队的干部工作很辛苦，也很紧张。他们注意抓带倾向性的问题，也注意解决个别学员的思想问题。当时学员普遍反映伙食不好，米饭中有沙子，菜洗的不干净等。副队长康新亲自下伙房，同炊事人员研究改善伙食的办法，在新学员中选出几个伙食委员，经常注意收集学员的意见，使伙食有了明显改善。

副政委杨邨经常强调，团结就是力量，他形象地比喻说，如一双手，如果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打出去就没有力量，如果形成一个拳头打出去，力量就会很大。他要求机关各部门，要围绕搞好教学这个中心工作，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不许各自为政，不许互相扯皮。

政治处主任贺伯升经常到队里参加会议，研究解决问题。针对一些学员对伙食有意见，与炊事人员吵吵闹闹，影响到学习。贺伯升主任找到学员和食堂人员作了调查，认为食堂是有些缺点，饭菜做的不够卫生，不注意调剂；另一方面，有些学员要求过高，超过了经济的许可。他给学员们讲了一次话，他说，同学们要求改善伙食他同意，学员们想吃得好些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超过客观条件的许可，不能只顾今天不顾明天。他给大家算了个账，说明有些学员的要求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只能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设法多养几头猪，把饭菜做的卫生可口，注意调剂花样，炊事人员注意改进工作，改善服务态度。经过多方面做工作，学员比较满意，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按照这些要求，学校培养了一批政治合格，技术过关，作风过硬的学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接收新解放大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电讯人才。

（作者：康振英  单位：鹿泉区红色文化研究会 ）

注：该文由“讲好石家庄故事——你所不知道的石家庄”优秀短文征集作品中选出。